激荡中国30年  
发布时间: 2015-08-08     来源: 财务处
 

按语:30年,整整一代人的时间。回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,时势变迁,风云激荡。

  30年的改革开放,使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试验场,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靠近、转轨。一些中国人也得以摆脱贫困,走向富裕。

  改革能成为全社会的公识,改革局面能在中国以不可逆转的趋势坚持下去,实属不易。国际舆论对中国30年取得的进步表示赞许。

  美国《资讯周刊》刊登评论文章认为:“2007年,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,首度超过了美国。至少从上世纪30年代起,没有其他哪个国家有实力做到这一点。”

  不过,回首30年,中国取得的进步能否持续,不仅引起了国人的担忧,国际上的中国问题专家们也试图破解这一秘密。

  近年来,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,但内部二元经济结构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,财富分配两极分化不容忽视,环境污染和资源瓶颈成为最近国内外关注的焦点,出口增长与原材料进口需求猛增,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经济结构。

  一些国际问题专家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景表示忧虑。有人认为,要解决好这个问题,可能会使中国在未来数十年里忙得不可开交,比如环境治理,发展适应现代化经济的金融体系,并创建有效的公共医疗卫生系统。

  而投资大师罗杰斯感觉,中国的投资机会极大,因为这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,他从自己的生意经里谨慎看好中国未来。

  一、脆弱的超级强权

  过去的30年,中国完成了欧洲在两个世纪时间里所经历的、程度相同的工业化、城市化和社会转型。但是,其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所取得的进步是否可以持续,是目前的关键问题。

  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不再是一种大肆鼓噪的预测,而是已变为事实,所有人都必须设法应对中国的崛起。2008年是中国走上世界舞台中心的一年,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中国期盼已久的、迈上世界舞台的契机。

  一次次重大事件向咱们表明,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重要的国家。看一下过去一年中所发生的事情吧。

  未知中国

  2007年,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首度超过美国。至少从上世纪30年代起,没有其他哪个国家有实力做到这一点。

  中国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,在5种基本食品、能源和工业产品中,其消费量超过美国的有4种。同时,几个月以前,中国取代美国,成为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。

  无论是贸易、全球变暖、达尔富尔问题,还是在朝鲜问题上,中国都已经成为其中的未知因素。没有它的参与,这类问题就不可能形成持久的解决方案。

  然而,中
国人并不这样看待自己。新近出版的《脆弱的超级大国》(《The Fragile Superpower》)一书的编辑谢淑丽(Susan Shirk),讲了一个很能说明这一现象的故事。无论何时,她在美国提到这部作品的名字,人们都会说:“脆弱?不会吧。”而在中国,人们却说:“超级大国?中国可不是一个超级大国。”

 

  事实上,这两种说法都正确。中国的脆弱与它超乎寻常的崛起直接关联。

  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•萨默斯(Lawrence Summers)最近指出,工业革命期间,普通欧洲人一生中(当时大约为40年左右)的平均生活水平提高了50%。根据他的统计,在亚洲,特别是在中国,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会在其一生中提高更多!

  中国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,在世界历史上绝对是空前的,令人惊奇。过去的30年中,中国完成了欧洲在两个世纪时间里所经历过的、程度相同的工业化、城市化和社会转型。

  让咱们回忆一下仅仅30年前中国的社会状况。那时的中国,是一个百废待兴、集权统治下的国家,位居世界最贫穷国家行列。它刚刚摆脱了毛爷爷发动的“学问大革命”。为了复兴革命,“学问大革命”破坏了那里的大学、中学和工厂。

  其后,其中的4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,这一变化,使上世纪的世界贫困人口总数减少了75%。中国兴建了新的城镇、公路和港口,并且对未来进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详细规划。

  迄今为止,在高度变化的环境下,中国政府设法保持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平衡。面对挑战,中国的政治领导者显示出出众的管理才能。

  失控的忧虑

  中国的政体仍然是“一党制”,但是,中国政府极大地扩展了个人自由,这种变化足可以获得世人的认可。中国人现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工作、旅游、拥有财产,并拥有越来越多的信仰自由。这样的进步虽然还不够,但却意义深远。

  但是,中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所取得的进步是否可以持续,是其面对的关键问题。现实的原因,让西方和中国人都在问这一相同的问题。中国政权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它的“邪恶”性,而是它可能会失去对本国的控制能力。

  经济增长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大的权力,地方分权化是当前中国的真实写照。

  中国中央税收占税收总额的比例,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,这正是表明中央政府弱势的重要指标。在从放缓信贷到遏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几乎每一个问题上,中国中央政府发布的法令都被省一级政府所忽视。

  当中国向价值链的高端挺进
时,中国的贫富差距戏剧性地加大了。大部分经济领域和社会部门,已经几乎完全脱离了共产党的掌控。共产党政权已经成为精英专家型政权,凌驾于13亿人民之上。

 

  政治改革可以部分地解决这一问题。中国需要更为开放、负责和回应型的政府,这样的政府将会有能力控制缺少秩序、人民拥有更多权利的社会。这方面的改革似乎仍然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,中国政府的资深官员们正在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。

  外交阴影

  在涉及处应当前的外交事务问题时,从一名投资银行家转变为中国专家的约翰•桑顿(John Thornton)发现,中国政府正沿着更加法制化和负责任大国的道路前进,尽管前进的步伐有些犹豫不决,但却是明确的。

  中国的自我脆弱意识,为它的外交政策蒙上了阴影。它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强国,是世界现代历史上首个贫(人均GDP)富(全民GDP)并存的国家。

  中国仍然视自己为发展中国家,需要为千百万农民的生活担忧。它认为,像全球变暖和人权这类令其受到外界打压的问题,都是发达国家的问题(当涉及到推动政府开放问题时,中国也担心自已非民主的政治架构)。

  不过,这种情况正在改变。从朝鲜、达尔富尔问题到伊朗问题,中国已经慢慢表露出一种愿望,希翼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“利益攸关者”。

  一些学者和政策专家(包括五角大楼的一些将军们)关注着中国的崛起,并注视着可能导致大国间不可避免的冲突,甚至是战争的诱因。

  纵观历史,当一个新的强国崛起时,它将不可避免地打破旧有世界力量的平衡,扰乱国际秩序,并寻求自己在世界的地位。这会导致它同已有的超级大国发生摩擦。因此,中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。

  一些强国成为像纳粹德国那样的国家,其他的则演变为现代德国和日本那样的国家。但是,当美国取代英国,成为世界第一大国时,美英两国之间并没有爆发战争。

  打造 “和平崛起”

  中美关系是否会恶化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在未来10年中的政策选择。

  普林斯顿大学约翰•伊肯伯里(John Ikenberry)教授在《外交事务》杂志中,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观点:当前的世界秩序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极为有利。

  伊肯伯里指出,当今世界是一体化的、基于规则的,具有宽广和深远的基础??巨大的经济利益,会让中国在当前世界体系范围内行事。

  同时,核武器使中国同大国间的战争陷入自我毁灭的风险。伊肯伯里认为:“总之,当前的西方秩序难以倾覆,但却易于融入。”

 

  许多迹象表明,中国了解上面的这些情况。为了表明中国方面为了融入,而不是颠覆现有世界秩序所做的努力,中国首席战略家郑必坚打造了“和平崛起”这一概念。

  中国政府试图在这一问题上教育民众。去年播放了12集的纪录片《大国崛起》,其核心的结论是:市场,而不是帝国强权,是一个世界强国保持长期兴盛的关键因素。

  然而,由于大国间和平与合作中存在的限制性因素,目前依然存在许多可能导致大国间关系走入歧途的其他因素。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,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主义情绪也与日俱增,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会是这类感情的最全面体现。

  中国的官员阶层确信,美国不希翼中国有美好的未来。同时,美国方面乐于维持当前世界的单极秩序,不习惯于同另一个大国分享权力,或是考虑后者的利益。

  在中美双方政府互不信任,两国选民都热衷于表现强硬的氛围下,类似人权和台湾这样的问题,或是一些不可预料的事件,都有可能成为中美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的导火线。

  2008年是属于中国的一年,也是美国应该认真制定长期中国政策的一年。

  编辑: Fareed Zakaria 出处:《资讯周刊》2008年1月7日 编译:符佳林

  二、未来不属于中国

  中国正在崛起,但印度也一样。在可预知的未来,日本仍然在经济、军事和技术领域保持着雄厚的实力。亚洲三个大国中国、印度和日本,其中任意两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,都足以阻止另一国支配整个亚洲。

  普遍的观点认为,中国正在崛起,美国则步入衰落。根据这一观点,21世纪, 美国外交政策面对的挑战即是,随着新东方超级大国走向辉煌,美国要尽可能得体地应对自己不可避免的衰落。

  普遍观点往往听起来有道理,但却几乎总是错误的。美国不需要遏制中国,不需要同中国对抗,也不需要拱手将世界主导力量的地位让给中国。

  中国的崛起只是亚洲崛起的一部分。中国并不是在真空中崛起的,它并不一定能够以美国主导西半球或是德国一度主导欧洲的方式,主导亚洲地区。

  崛起不只有中国

  中国正在崛起,但印度也一样。越南、印度尼西亚、泰国和韩国(南北朝鲜或许不久就能统一)这些国家同样在崛起。

  在可预知的未来,日本仍然在经济、军事和技术领域保持着雄厚的实力。中国台湾也没有沉入大海。澳大利亚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。孟加拉国开始了工业化进程。

  甚至连缅甸,也可以通过全球经济一体化,跟随其他国家走向繁荣。全球经济一体化,曾使东亚和南亚实现了令世界羡慕的经济增长率。

 

  当前的格局,令一些美国人认为,其他正在崛起的亚洲国家,能够帮助美国遏制中国。这种观点是错误的,因为,不但亚洲其他国家没有兴趣同富有、强大的中国形成敌对关系,而且,美国本身遏制中国的必要性看起来小而又小。

  一个正在成型的新亚洲过于庞大、多元化、独立,也太富有,单一某个国家无法统治整个地区。中国不能,美国和印度也不能。

  亚洲三个大国中国、印度和日本之间,大体保持力量平衡。其中任意两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,都足以阻止另一国支配整个亚洲。印度和日本可以牵制中国,中国和日本也可以牵制印度。 1945年,日本统治平洋地区的梦想破灭。当美国准备尽力保持亚洲地区的力量均衡时,中国或是其他任何国家,看起来都不太可能浪费时间和金钱去打破这种平衡。

  人口不意味着一切

  中国将继续其军事现代化进程,测试自己的势力范围。但对它来说,建立一支可以对抗美、印、日联合军力的武装部队,如今(而且很可能永远)不是一个可行的计划。

  根据世界权力分布,目前存在五个“超级玩家”??美国、欧盟和亚洲的三个大国。在这些大国中,美国将继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,成为平衡亚洲和欧洲力量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
  展望亚洲未来,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认清,人口并不意味着一切。

  公元1700年时,中国、印度和法国三国的人口数量都多于英国,拥有比英国更大的经济体,但英国却成为世界强国。今天的美国,比曾经的英国更为强大和富有,其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,是英国鼎盛时期的三倍。

  由于推行计划生育政策,中国人口可能已经达到顶峰,而美国人口仍然在迅速增长。按照人口统计学家的推论,到2050年时,中国大约拥有14亿(基数是13亿)人口,美国大约有4亿(增长1亿)人口。

  中美两国在劳动力方面的对比,更富于戏剧性。现在,中国大约有9.48亿劳动力,美国大约有2.02亿。计划生育政策,则使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将快于美国。2050年时,美国将拥有2.48亿劳动力,而中国仅剩8.6亿。

  由于过分关注和担心本国问题,美国人经常忽略其他国家问题的严重性。中国的人口危机意味着,它将面临一个更大的危机:老龄化人群需要越来越少的劳动力人口照顾。

  转型尚未完成

  中国的其他问题也很可怕,解决这些问题,会令其在未来数十年里忙得不可开交。这些问题包括:环境治理,发展适应现代化经济的金融体系,创建有效的公共医疗卫生系统。此外,中国还需要设计出一个政府管理体系,这一体系既要有足够的力量管理好一个规模庞大的国家,又要有足够的灵活性来满足本国的需求;既要允许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竞争的存在,又不会导致中国陷于分裂。

  自从在尼克松总统的领导下,开始修复同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后,美国一直试图推进中国与世界接轨,希翼中国更像是一个“正常”的国家。

  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一政策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功。虽然转型尚未完成,但中国已经认识到,最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做法是,参与区域性组织,参加首脑峰会,并加入像WTO这样的组织。

  中国举办2008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自豪感表明,这种转变的意义有多么深远。大约40年前,中国邀请一支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还是资讯。如今,中国已经有能力也有意愿,举办世界上最高规格、最为昂贵、最具综合性的国际体育盛会。

  促进亚洲的和平发展,确保小国不受强大邻国的威胁,并帮助亚洲各个大国在完成伟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的过程中,找到一系列能够保持和平的经济和安全关系??这应该是美国本世纪在亚洲的政策目标。

  如果美国能够实现这一目标,保持国内的社会活力(这是美国维持全球地位的基础),则将会推动亚洲地区的民主进步和经济繁荣,打造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。

  编辑:Walter Russell Mead, Henry A. Kissinger S (美国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) 出处:《洛杉矶时报》2007年10月14日 编译:符佳林

  三、拷问中国“法治”

  来自于国内和国外要求政府建立一个更为独立的法律体系的压力,可能会让中国下一代领导人对法律体系进行许多重大变革。不过,中共最担心的就是出现中国式的戈尔巴乔夫,因为正是戈尔巴乔夫的创新,导致前苏联整个体系崩溃。

  过去的30年,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了一套正规法律体系所需的规范和机构。这些进步,有助于城乡普通民众权力意识的增长,现在,他们越来越多地依靠法律体系解决自己遭遇的不平。

  此外,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,带给了民众更良好的教育机会,更大的流动性,更多法律方面的报道,以及更多的电视和广播法律节目,由此产生了对正规法律判决的巨大需求。

  法律专家的愿望

  中国不断例行公事地呼吁加强“社会主义法制建设”,但迄今为止,面对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,共产党政府还在避免实现真正法治所需要的大胆改革。

  如果法律不能发挥功能,中国将难以维持其飞速的经济增长,无法解决环境问题,处理社会紧张问题,或扩展同其他国家的交往。当一个政权面临越来越多甚至是暴力性质的人民抗议时,它将会因自行承担危险而忽视这些问题。

 

  幸运的是,与30年前邓小平提出“改革开放”政策时相比,中国的境况已经大为不同。今天的中国,具备几十万有能力和越来越多经受过良好教育的法律专家,他们渴望建立一套可靠的法律体系,这套法律体系能够满足更为成熟的经济和社会需求。

  改革中国现有法律体系困难重重。改革范围包括停止政治对法院的干预,消除司法部门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,克服地方保护主义,最重要的,是要根除“关系”对司法系统的腐蚀。在中国,个人关系网通常比法律和规章更有影响力。

  变革缺乏来自党内最高领导层的强有力支撑,这种支撑力度应该与其过去20年间对经济发展的支撑类似。迄今为止,没有哪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将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改革,作为其施政纲领和政治遗产的一部分。

  实际上,虽然最近的一批政治局委员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,但他们的背景普遍是工程学,而不是社会科学和法律。没有任何一位领导者对法律的熟悉程度,可以让他理解并说服其他领导人同意:为什么在当前的发展阶段,共产党放弃部分权力,容忍真正的司法独立是如此急迫。

  戈尔巴乔夫的幽灵

  十月革命之前,列宁曾经是沙皇政府统治下的一名刑事辩护律师。然而,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很少接受过法律培训,也不相信法治会对实现他们的宏伟目标和生存至关重要。尽管戈尔巴乔夫学习法律,却只有在其掌权后,他所受过教育的影响才显露出来。

  1989年5月,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时,在天安门前静坐的员工们说:“咱们的戈尔巴乔夫还在念高中呢。”这是否意味着,那些员工对中国进行重大变革的预期过于悲观?

  下一任中国领导层形成时,来自于国内和国外要求政府建立一个更为独立的法律体系的压力,可能会让新一代共产党领导人,对中国的法律体系进行许多重大结构性变革。

  可以理解的是,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最担心的,就是出现中国式的戈尔巴乔夫,正是戈尔巴乔夫的创新,导致前苏联整个体系崩溃。

  然而,如果目前50岁出头的那些领导者们,不能满足中国对真正法治日益增长的需求,那么,他们的继任者可能就会遭遇中国戈尔巴乔夫这个幽灵。 编辑:Jerome A. Cohen (亚洲研究协会资深研究员助理) 出处:《国际先驱论坛报》(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) 2007年12月11日) 编译:符佳林

  四、“毛后”30年2008年,中国出现在全世界电视屏幕上的形象,或许仍是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国家。但毫无疑问,过去的30年来,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生。

  共产党夺取政权之时,我长兄已经7岁。父母给他取名光远(音)。上世纪40年代,父母去了美国,把光远托付给苏州的亲戚。当时,父母并不是要遗弃他,而是想给自己留有足够的时间在美国完成学业。

  或许,他们没有预料到祖国会发生什么变化。1949年,毛爷爷的军队开进北京,中国大陆的形势完全变了,回国变得异常艰难。

  光远在我苏州的祖父母照料下长大。苏州因园林众多闻名,那里有皇帝、高级官员的情妇,以及诗人留下的诸多遗迹。

  我和两个兄弟一起,都在美国中西部长大。我做梦都想和这位被共产党“偷走”的哥哥见上一面。

  1979年1月1日,我的机会来了,当天,经历了30年敌对的北京和华盛顿恢复了全面外交关系。

  没人知道中美关系蜜月期能持续多久,我抓紧时间获得了签证。2月20日夜,拖着承重的行李箱,我搭上119次列车,开始从北京南行的旅程。

  拥抱市场

  毛爷爷去世后,改革派强人邓小平获得了权力。

  1978年,中共领导人邀请外国记者参加与香港毗邻的一个地方(深圳)的动工仪式。当时我的身份是记者。

  深圳最初是一个渔村,只有17户人家。但邓小平选择了这个地方,作为自己一场宏大改革的实验基地。此地后来成为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式“经济特区”。当时,我和其他记者都以怀疑的目光,斜视着这块充满泥泞的土地。

  很多人都认为,这个地方不会成为未来中国的样板,这种构想不过是一个玩笑。 而30年后,深圳成为拥有1200万人的大都市,城市规模还在扩大。

  现在,让咱们回味一下发生在13亿中国人身上的爆炸性变化。

  2008年,中国出现在全世界电视屏幕上的形象,或许仍是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国家。但毫无疑问,过去的30年来,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生。

  30年前,中国几乎处于无知和贫穷导演下的毁灭状态。毛爷爷重塑中国的错误尝试,对中国人的精神影响仍然存在。

  深圳旅行给我的印象,充满了各种硬件:美金,数百万人口,堆积成山的混凝土。从人类历史上看,这些变化确实是令人惊奇的。

  1980年,中国政府对“四人帮”进行了审判。法庭外面,可以感觉到一些新的开放迹象。这是邓小平首次尝试经济改革。

  在我到中国的几个月里,市场已经在中国各地兴起,从宠物八哥到古董青铜器
,在市场上都能看到。

 

  我采访了毛爷爷时代被人民公社编组式管理了多年的一群人,他们对将“人民公社”分解为家庭农户的做法,感到十分兴奋。安徽的一个集体公社将土地和公社财产分给了个人。“我分到了一辆独轮车的轮子,我的邻居分到了其他东西。”一位村民幸福地说。

  繁荣向世界扩展

  机会使很多中国人感觉到了希翼,其中也包括我的家庭。见到光远后,我在上海停留,又见到了我的伯父。他过去是卫生系统的一位官员,上世纪50年代被划为“右派”,下放到新疆劳动。

  1964年,伯父因为身体残疾,回到了原来的居住地。但在那顶政治帽子的重压下,他的家庭成员不得不站出来抨击他。我的姑妈现在已经80多岁了,还对这样的家庭背叛念念不忘,仿佛一切都发生在昨天。

  我见到这位伯父前,他已经被平反。政府为他颁发了红色证书,还为他恢复了养老金发放。一家卫生中心甚至请他为卫生教学班授课。伯父很感激邓小平的改革政策,这使他有机会为这个国家贡献自己的技术和常识??而不像前苏联那样,共产主义影响根深蒂固。

  “咱们走了多年的弯路,现在必须迎头赶上。如果年轻人不能学会管理自己,那咱们老一辈就要回过头来帮助他们。”伯父说。

 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,充满了活力和机会。每个人都在追逐自己的目标、机会,纷纷为自己拉关系,对那些来自香港和台湾的企业家来说,尤其如此。

  事实上,繁荣不仅发生在那个时候的中国,还扩展到整个东亚。

  改革在“风浪”中推进

  在亚洲,中产阶级迅速发展起来,他们对未来的预期也随之增强。1986年,在马尼拉,亚洲第一个“人民权利”革命,迫使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下台,他后来不得不逃亡到夏威夷。

  一年以后,在韩国汉城,抗议的员工迫使另一个军事强权下台。为了显示韩国的经济成就,汉城还争得198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权。为防止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出现毒气和流血冲突而使国家蒙羞,韩国强化了公民权管理。

  1989年,北京发生了一场“风波”。很多人都认为这场风波是因民主而起。如果这样认为,那他们就错了。

  经济学家在这场风波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经过数年给人印象极深但步履蹒跚的经济改革后,通货膨胀像脱缰的野马。尽管农民手里的钱多起来,城市居民则并非如此,特别是大学校园,那里的经理楼和实验室破旧不堪。

  同时,理想主义仍在中国起主导作用。经历了社会长期的共产主义历程
后,员工似乎成为社会的“良心”。

 

  北京的“风波”发生时,我曾计划组织一次家庭团聚活动。我的父母、两个在美国的哥哥和我都希翼,能与北京的姑姑和其他亲戚见上一面。但是,父母取消了北京的行程,选择去云南昆明??这座被称为“春城”的美丽城市。上世纪30年代,父亲曾在昆明追求我的母亲。

  昆明看上去充满商业的匆忙,道路上满是个体经济的繁荣。为市民补胎、修鞋的小摊随处可见,地方美味烹饪的香味也满街飘香。

  在云南旅游地石林,一些穿着特别的人围着我的母亲,向她兜售自己做的家庭刺绣,母亲不得不尽力摆脱这些人的“围追堵截”。她对昆明最不满意的印象,是这个城市空气不好,同她年轻时蓝天白云的印象大不一样。“环境已经被毁了。”母亲说。

  如今,通过在北京的“朦胧”生活,我见证了母亲的话。北京的那一场“风波”加速了中国改革的进程。国际上对中国的制裁和对经济改革的担忧,不再特别突出。邓小平尽一切可能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。

  “致富光荣”

  投资者从台湾和香港蜂拥而至,他们不提大陆的“人权问题”,而是在大陆兴建了大量工厂,利用贫困地区的低价劳动力赚鼓了腰包。

  1992年,邓小平南巡,去了深圳和中国南方其他经济特区,为中国经济发展打气。邓小平没有直接说出来的话是:忘记过去,放眼未来。他还强调说:“致富光荣”。

 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,他们不需要别人催促自己赚钱。

  1992年,我与光远和他的妻子去了苏州。这是我自移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后的首次回乡。光远在苏州认识很多朋友,他们在“文革”期间曾一起被下放到农村劳动。

  上世纪90年代流行一个词??下海,很多人辞去公职,去私人企业工作。光远最好的一个朋友,为售卖丝织品跑遍了全国,他对自己的这份职业兴奋不已。我的一位堂兄弟在海南一家外国石油企业找到了工作。

  中国的变化在加速。1995年,我经过成都??这是邓小平家乡所在省份的省会城市,当时,我几乎认不出这个地方了。

  毛爷爷的塑像依然矗立在中心广场,但已经被多彩的热气球所包围,帕布斯特蓝带啤酒、富士胶卷和香烟的户外广告牌,也让塑像充满了异样光彩。毛爷爷伸出的手臂下,“坚持改革开放”的标语赫然在目。

  北京也显得格外忙碌。朋友将我带进一家夜总会。那里的经理向我吹嘘,夜总会的灯光照明系统

值2000美金,有三名外国DJ师,看上去完全是西式风格。“来到这里就像在美国一样。”经理说。

 

  后来,我还去了拉萨,那里同样也发生着变化。布达拉宫周围建起了很多发廊。一些西藏朋友告诉我,他们希翼自己的孩子学习普通话,以便将来有机会找到更好的工作。

  中国人的“天命”观

  台湾人对参与大陆经济变化特别感兴趣。其实,台湾人自身变化也不小。

  上世纪70年代中期,我在台北生活过一段时间。当时,在蒋介石统治下,台湾的“战争政权”使这个岛屿充满了恐惧。我现在还记得,一位美国朋友在干洗衣服时,从衬衫口袋里发现了一枚大陆硬币,被怀疑是“大陆间谍”带去审问。

  在当时两岸敌对的状况下,我在文章里提到两岸间接贸易,提示人们如何在台北买到一种特殊的草药和上海出产的螃蟹。我为此招来了麻烦。

  我当时就预感到,未来两岸可能加强商业往来,跨海峡旅游,甚至在体育和民间学术交流上都可能加深。我为此受到台湾当局的惩罚。

  到1996年,台湾对大陆投资至少达到240亿美金,数万名台湾人在上海定居,我的一些台湾朋友,也纷纷把小孩送往北京的大学读书。甚至,在台北迪化街上还可以看到大陆商品,比如上海的螃蟹和贵州茅台酒。

  当时,我只是谨慎预测了台海贸易趋势。现在,两岸经贸交流已经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。

  新世纪来临,2001年7月14日,北京街头锣鼓欢庆,人头攒动,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。天安门广场,彩灯刺破天空,2万多名狂欢者尽情释放自己的情绪,汽车在长安街来往穿梭,年轻人一起抖动着巨大的红色彩旗。

  中国在这一年获得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权。从人们兴奋的表情上可以看出,他们意识到,自己的国家已经被世界看作是全球充满活力的发展中成员。

  中国领导人需要这场运动会,就像他们对香港的期待一样。他们尽力从公众那里收获对自己的信心??这在中国被称为“天命”。

  世纪之交,中国取得了一系列成就:加入世界贸易组织;将宇航员送往太空;建成世界最大的水坝(三峡大坝);建成全球海拔最高的铁路(青藏铁路)。

  在一定程度上,很多中国人都梦想唤回历史的荣耀。中国领导人也意识到,巨人的突然觉醒,会让世界其他国家震惊。

  历史的车轮驶进2008年,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发展,加大了对能源、原材料和新市场开拓的需求。现在,中国已经被美国及其联盟国家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所警惕。

  改善中的国际形象

  美国正
疯狂处理着一系列国际“危机”,对中国影响力的扩散尤其“关注”。中国外交官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。2005年,一位正在修养的中国官员告诉我:“或许中国会成为一个影响力巨大的国家,但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强权。”

 

  在中国国内,领导人给人的印象已经有所改善,他们开始重视人民对污染问题和劳动纠纷的抱怨。

 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,推土机将老百姓的住宅推平,把他们从家园赶走。2003年,为向肆无忌惮的开发商毁掉自己家园表达不满,有人以自焚方式抗议。我和一位摄影师去医院看望此人,在将官员支走后,咱们才得以进入他的病房。

  人们的言论自由也有所改善。一年前,中国政府暂停对外国记者的限制。到2008年10月,外国记者可以自由和他们希翼交谈的人交流,不需要得到地方政府的审查。

  2007年1月,当一部新的资讯法规生效的时候,我的电话铃响了。一位名叫刘安军(音)的激进主义者,因“扰乱公共秩序”入狱两年。他邀请我采访自己,写写他的故事:“每个人都有权利接受采访,为什么就不能和我谈谈呢?”

  中国奥林匹克运动会官员屠铭德对我说了自己的观点:“中国只能继续开放,没有回头路。”

  或许屠铭德的说法是对的。从厨房的窗口,我可以看到这个正在建设的国家的未来。每天早上,当我品尝咖啡的时候,我发现北京最高的建筑正拔地而起??在世贸大楼旁边,由雷姆•库哈斯(Rem Koolhaas)设计的中央电视台大楼在疯长。

  从西边的阳台上望去,公园、地铁站和豪华公寓映入眼帘。整个夜晚,在霓虹灯照射下,夜景显得奇特而美丽。

  这里曾是老居民过去生活的地方。那个时候,到处是肮脏的低价旅馆。

  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。过去,即便属于同一个人种,像我这样来自海外的华侨在中国人眼中,也被当作“太空人”一样。现在,西方人活跃在中国的各行各业。

  在上海,一位美国人为新婚夫妇主持结婚典礼,他的风格自然是基督教式的。去教堂结婚,已经成为很多中国人新婚必不可少的仪式。

  不过,生活的西化对中国人来说是场考验。他们将从国外回国的人,戏称为“海龟(海归)”。很多背井离乡的华人担心,在外面呆久了,会错过中国最新的发展机会。

  我侄女婿在北京长大,后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娶了我的侄女。回到北京后,他对当地的变化大感惊奇。他说:“12年了,我从美国回来后,简直听不懂北京的朋友在谈些什么。比如,他们说的商业平台是什么意思?”   出处:美国《资讯周刊》2008年1月7日 编辑:Melinda Liu 编译:杨政文
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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